作者简介：钱捷，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荣休教授。发表论文《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哲学研究》2001年）、《溯因推理：笛卡尔、康德和皮尔士》（《哲学研究》2003年）、《悖论与真理》（《哲学研究》2000年）等，译著有《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

　　被誉为“欧洲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的最重要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从它于1641年问世以来，对于近代欧洲哲学以及当代世界哲学有着持续的影响。这部书在笛卡尔自己所构筑的哲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由于在那个时代哲学与科学还未分化，这里说的“哲学体系”自然也包括笛卡尔的科学理论。在早于《第一哲学沉思集》出版的《谈谈方法》中，笛卡尔曾给出过四条方法论原则，即：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其中第一条原则就是著名的“普遍怀疑”（le doute universel）的方法。这个方法还包含了一个辨别真理的标准，那就是“清楚分明”。在《谈谈方法》与《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揭示万物得以存在的真正根据的，这些根据当然也就构成了我们对于世界认知的形而上学基础。另外三条原则是我们用以发现那些具体规律（例如数学的定理和物理学的规律）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构成的方法”。显然，“普遍怀疑”的方法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得到了最为深入和系统的运用，虽然在这里笛卡尔所进行的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沉思是长期酝酿的结果，例如其中一些内容在《谈谈方法》中就有简要的表述。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将自己的思考通过“六个沉思”逐步展开。在“第一沉思”中，笛卡尔阐明了“普遍怀疑”方法的覆盖面：不仅感官的经验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而且像数学的算式或定理这样的知识也可以拿来加以怀疑。紧接着，在“第二沉思”中，经过这一番怀疑，笛卡尔发现，那个在“我思”（cogito）中思维、断言、意愿、想象和感知的我，一句话，那个“思之我”或灵魂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但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并没有使用那个著名的表达：“我思，故我在”。这个表达出现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后面的“反驳和答辩”中，以及更早一些的《谈谈方法》中）。然后通过“第三沉思”和“第五沉思”，笛卡尔又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上帝作为一个完满者的必然存在。在“第四沉思”中，笛卡尔讨论了如何认识真理和避免错误。最后，在“第六沉思”中，接着“第五沉思”中对物质或物体的本质（即广延）的分析，笛卡尔证明了物体是存在于那个“思之我”之外的。另外，很自然地，笛卡尔在这里还讨论了由灵魂与物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身体。这样，笛卡尔便确定了上帝、灵魂与物体（物质）作为理解我们的（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同时也是这个世界所以存在的三个根据的“实体”（即仅凭自身就可以存在的东西）地位（后来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又明确了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实体）。由此亦可见，笛卡尔的怀疑只是一种方法，其目的恰恰在于探寻那不可怀疑的东西。1641年出版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在六个“沉思”之后，还附上了来自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与神学家（如霍布斯、伽桑狄和阿尔诺等）对笛卡尔的“沉思”的反驳以及笛卡尔的答辩（在1642年该书的第二版中还增添了“第七组反驳”）。这些反驳与答辩显示了《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涉及的问题异常的深刻与困难，因此对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笛卡尔的思想以及问题本身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笛卡尔关于人类知识的“知识树”模式，《第一哲学沉思集》所提供的就是这棵“树”在地面下的根基。其主要内容笛卡尔后来在《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做了更为通俗的重述。《哲学原理》的后面三个部分和笛卡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论灵魂的激情》，以及其他一些（生前出版或未出版的）著作，则构成了这棵“树”在地面上的树干与枝叶，即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如果说“树根”是笛卡尔运用其方法论原则第一条的结果，那么“树干”与“枝叶”则是后者三条原则运用的结果。

　　《第一哲学沉思集》所倡导与贯彻的“普遍怀疑”的方法与更早一些培根在《新工具》中所倡导的经验（实验）的方法相映成趣，在当时的欧洲思想界产生了一种思想解放的效应：一切过往的习见与教条都应该在实践中与理智上加以检验与批判方能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更因为《第一哲学沉思集》所处理的乃是哲学上那些最为根本的问题，所以从它问世时起直到今天，笛卡尔在这本书中所做的沉思，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在笛卡尔去世之后，在以马勒伯朗士的学说为代表的笛卡尔主义中，在斯宾诺莎的哲学和莱布尼茨的哲学中，无不可见笛卡尔哲学的影子。例如我们可以在“第三沉思”中看到马勒伯朗士“偶因论”的契机，莱布尼茨则在与偶因论的争辩中提出了“前定和谐”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偶因论还是前定和谐论，又都与解决笛卡尔的灵魂与物体的二元论所引起的心身关系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再往后，康德批判哲学似乎命中注定地将《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我思”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在后来的费希特和谢林那里，“我思”（作为自我意识）则成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

　　20世纪以来，笛卡尔当年的沉思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削弱。我们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构成性的理论，其论证结构的真正出发点，正是那个“我思”；而胡塞尔之通过还原以达到明见的直观的方法，更像是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以达到清楚分明的认识的方法的翻版。正因为如此，胡塞尔甚至说：“在过去的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那样对现象学的意义产生过如此有决定性的影响。现象学必须将他作为真正的始祖来予以尊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正是对笛卡尔沉思的研究，影响了这门成长着的现象学的新发展，赋予现象学以现有的意义形式，而且几乎可以允许人们将现象学称为一种新的笛卡尔主义”（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人民出版社）。至于当今作为现象学研究新阶段的法国现象学，对于笛卡尔的批判与继承更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这里既有梅洛—庞蒂对于笛卡尔基于广延概念的空间知觉理论的批判，又有亨利对于笛卡尔“我思”概念深刻内涵的发掘，而马里翁则试图为法国现象学的“共同概念”——灵肉（la chair）——在笛卡尔那里找到思想史的渊源。马里翁于2017年在中国学术访问时所做的五次演讲几乎都关联着现象学与笛卡尔。当然，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绝不限于欧洲大陆，英美哲学今天诸多重要的话题亦与这部著作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例如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争论中“如何证明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的实在性？”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所要思索的物体实体对于灵魂实体的外在性问题，甚至可以说，当年笛卡尔对于这种外在性或实在性所做的论证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最智慧的。至于已经取代语言哲学而成为当下热门领域的心灵哲学，其根本问题正是心身关系问题。众所周知，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以及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的呈现，这个问题在当下已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哲学问题之一。

　　目前，在中国，笛卡尔哲学的研究正在成为外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组成部分。一个例证就是，2020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笛卡尔哲学专业委员会，到2024年它已经召开了五届年会。未来，对于笛卡尔哲学，特别是《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深入的、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将对中国当代哲学自主话语的形成与走向世界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