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历史长河中的治理智慧使之与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对话，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激活不是复制，说到底，这是基于时代脉搏的创造性转化。历史智慧提供价值指引，现实需求赋予其新生命。在继承中创新，在借鉴中超越，由此形成既有历史底蕴又富时代特征的治理理论体系。

　　政治思想史蕴含着跨越时空的治理智慧。从古至今，无数思想家都在探索权力如何运行、社会秩序怎样建构、公平正义如何实现这些根本性问题。“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实践。法国的孟德斯鸠则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思路。事实上，各大文明在长期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智慧。儒家重教化，法家重规范，道家重自然，看似差异很大，实则都是从不同角度回应治理难题。这些思想资源汇聚在一起，为今天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分。当然，政治思想史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揭示的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某些共同规律。东西方文明的治理智慧并非水火不容——东方重整体，西方重分析；东方讲辩证，西方讲逻辑。实际上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回顾历史，每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再创造。新时代的制度创新同样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但绝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由此可见，深度挖掘政治思想史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还能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这一过程必将催生既继承传统又面向未来、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的新型治理理论。

　　挖掘政治思想史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产生的认识偏差和应用误区问题亟须我们高度重视和系统纠正。可以看到，政治思想史只是提供治理智慧的资源而非现成方案，挖掘赋能的根本在于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治理效能。因此，推进政治思想史研究有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注重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的辩证统一，要通过构建转化机制、推动融合创新、培育思维能力、完善支撑体系等措施，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挖掘核心理念构建深层转化机制。政治思想史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转化，而不是简单搬用。一是深入探究历代治理思想的底层逻辑。研究不能浮于表面。就拿韩非子来说，很多人只看到他主张严刑峻法，却忽略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基于此的制度设计思路。这种洞察对今天依然有用——制度建设不考虑人性因素怎么行？理念转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既要理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又要结合当下的现实需要，还不能生搬硬套。只有把握住思想的精髓，才能让传统智慧在今天焕发新的活力。二是建立从理念认知到实践转化的深层机制。过去的研究往往是就理论谈理论，现在要打通从认知到实践的全过程。比如，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政策试点，让历史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根据效果不断调整，让古代智慧真正在现代土壤中扎根。当然，这不仅需要制度保障和组织支撑，更需要参与者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创新的勇气。

　　推动融合创新形成根源性解决方案。政治思想史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参考，更在于激发创新思维，从根本上解决治理难题。一是促进不同思想传统的深度对话与融合。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可以在现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融合。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单一思路往往捉襟见肘。将德治的教化功能、法治的规范作用、无为的自治精神有机结合，能够构建更具韧性的治理体系。这种融合绝非机械拼凑，它需要在深刻理解各家思想精髓基础上进行创新性重构。融合的哲学基础在于对治理本质的深刻认识。治理活动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不同思想传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治理的某些侧面，将它们有机整合能够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整合需要超越表面的对立，发现深层的互补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统一。二是针对治理痛点寻求根本性突破。当前许多治理难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质上是理念问题。社会矛盾频发，往往源于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治理失灵，多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失衡。从政治思想史中汲取智慧，不是寻找现成答案，而是获得分析问题的新视角，进而设计出触及问题本质的解决方案。这种根源性思考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治理困境背后发现深层的价值冲突和制度缺陷，进而在更高维度上寻求解决之道。

　　培育历史思维能力实现认知框架重塑。深度赋能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治理主体思维方式的转变上。一是将历史思维培养作为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教学往往流于知识灌输，难以形成真正的思维能力。应当通过案例复盘、情景还原等方式，让学习者设身处地理解历史情境中的治理选择，培养运用历史眼光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形成历史的辩证思维，既看到历史经验的价值，也认识到时代差异，既借鉴成功经验，也吸取失败教训。历史思维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知识积累、方法训练和实践体验等多个环节。从认知科学角度看，历史思维能够帮助人们建立更加立体的认知图式，在面对新问题时能够调用更丰富的经验资源。这种思维方式的培养需要长期积累和系统训练，不能急于求成。二是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氛围。历史思维的培育不能仅限于领导干部，它还需要向全社会延伸。通过开发数字化学习资源、创作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举办公共讲座等多种形式，让更多人理解政治思想史的当代价值，特别要注重年轻一代的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埋下历史思维的种子，为未来的治理现代化储备具有深厚历史素养的人才。

　　构建生态化支撑体系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政治思想的深度赋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营造有利于其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一是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研究应用生态。传统上，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实践部门联系不够紧密。要打破这种隔离状态，鼓励政府部门、智库、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通过建立联合研究中心、设立专项基金、开展定期交流等方式，形成研究与应用良性互动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主体应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生态系统的构建需要遵循系统论原理，注重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每个参与主体都是生态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它们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种生态化的组织形式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应用的强大合力。二是建立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深度挖掘和创新应用必然伴随着风险，如果缺乏相应的容错机制，创新就会受到抑制。我们应当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既重视短期成效，更关注长远影响；既考察具体成果，更评估创新价值。只有通过制度设计为探索者提供保障，才能让更多人敢于在政治思想史的宝库中寻找治理创新的灵感。此外，要加强国际交流，在全球视野下审视和发展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系重庆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