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的《神话思维》将时间、空间和数认定为神话形式理论的三个基础范畴，他晚年更断言唯有通过时空“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卡西尔：《人论》）。他极其强调时空是人类建构神话和文化世界的基本框架。浦安迪则提出，中国神话以时间性为架构原则，西方神话以空间化为经营中心。他还判断：“希腊神话的‘叙述性’，与其时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而中国神话的‘非叙述性’，则与其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浦安迪：《中国叙事学》）故从时空向度切入中国上古神话的叙事特征研究是一个合适的视角。

　　中国神话的“序事性”与“叙事性”

　　首先应对浦安迪的说法做两点辨析。第一，他判断中国神话的“非叙述性”区别于西方“叙述/叙事”（narration/narrative）是讲故事的行为，时间性是其基础。但中国汉代以前的“叙事”即“序事”，空间性才是核心义项。“序”本指居室中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是“用来分割空间单元位置和次序的”（杨义：《中国叙事学》），后由名词衍化成动词，与叙、绪通。“序事”即在空间中区分、组织、铺陈对象的活动，故“叙事常常称作‘序事’。”（杨义：《中国叙事学》）《周礼》“叙其事”、《国语·楚语》“重、黎氏世叙天地”之“叙”均与“序”同。其后“序”才衍生出既在空间也在时间中组织、铺陈对象之意。中国上古神话是以空间性为基础兼具时间性的“序（叙）事性”符号。第二，浦安迪对中西神话叙事“空间性/时间性”的区分有洞见，但不能绝对化。时空本不可分，不同民族的神话有以空间性也有以时间性见长的。没有纯空间性或纯时间性的神话，只有“空间优势性”或“时间优势性”神话。

　　创世神话叙事内含的空间优势意识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最具哲学和文化意义，其时空观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中国上古的创世神话都表达了空先时后、以空摄时的空间优势性时空观。

　　商人有天（祖）神帝俊生地神契和地下神晏龙、司幽，以及颛顼令重、黎“献天邛地”等空间创造神话，但帝俊娶羲和常羲生日月神话亦内含时间创造，甲骨文四方神和四方风名都在空间中内含时间意识，体现空先时后、空中含时的空间优势性特征。

　　《楚帛书·甲篇》讲述，天神伏羲娶地神女娲生空间四方神“四子”，四子率禹、契等堙填洪水、创造大地，规测天地空间，并指令阴阳融通、山海畅流，此均属空间创造。其后四神子以四方的长度“步推”一年的长度并切分四季（“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乃典型的以空定时的神话。而“千又百年”，“日月夋生”后，共工相土才制定更全面、精细的时间历法。三国徐整的《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记》记载盘古生开天地宇宙、死化天地间万物的故事，亦是典型的空间优势型神话。中国的上古创世神话内含先空后时、以空摄时、空中含时的空间优势意识，但并非所有民族的创世神话都如此，两希文明的创世神话就均内含时间优先意识。

　　文本存在形态的空间优势性特征

　　中国上古神话文本的碎片散落于各典籍，大都围绕某个神祇或神人如帝俊、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禹等生发。如“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山海经》）、“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天问》）、“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世本》）、“女娲作笙簧”（《世本》）等，均以女娲为中心生发。这种空间性的文本碎片群可命名为“灌木丛”型，与希腊以时间为主干的“杉木型”神话文本形态区别明显。

　　这种空间优势特征也存在于神性文本叙事的结构内。如《山海经》总体按“中心—边远”的空间模式组织，每经又据“总—分式”空间结构分叙每方山水—每条山水及其中的神物、神祇，该书数百神祇孤立并在，未有共源一祖的世系统合。其他如《尚书·虞夏书》《楚帛书》《九歌》众神，亦概无统一的血缘世系。万神一系乃神话时间性的重要体现，但上述文本诸神大多处于孤立、离散的空间性状态。

　　文本叙事话语和形象的空间优势性特征

　　王文斌等学者认为，汉语是强空间性的语言，印欧语言（以英语为代表）是强调时间性的语言。汉语的句子有名词中心性特征，《山海经》尤其突出。如：“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山海经·西山经》）这段话语由存现式（某地有某神）、判断式（某神有某状）、能愿式（某神能如何）等名词中心句式构成，叙述的是空间性的静态对象，其动词是弱或非行动性的。上古神话也有强行动性句式，如“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每句皆有强行动性动词，但总体看还是少数。

　　上古神话文本的句群组织也强化并置、对比、铺排的空间性倾向。如《尚书·舜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如《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同一句型和句子结构高倍率复叠、并置使用，强化了话语的空间厚度和宽度，弱化了时间的长度。

　　神话叙述句群的名词中心性特征也强化着空间性。如《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所有句子的内容都以“黄帝”为中心按空间方位组织，形成了一个话语团块，这其实是名词中心性句子结构的扩大形式。

　　上古神话的叙述语式以概述为主，很少场景性的等述和扩述。舜惩“四凶”的叙述，每句都指涉一件大事件，细述始末足可演绎成大篇幅的神话巨作，但《舜典》仅以四句概述。概述是高度压缩事件时间的语式，很难创造丰富的故事链和故事情景。

　　中国神话叙事话语层面的“名词中心性”决定了形象层面的“人物中心性”特征，围绕人物的空间性“标志”信息居多（如空间物、人物形貌、能力、身世信息等），时间性“功能”较少。由于以人物为中心而不是以故事为中心，人物大都是孤立性即空间性存在，没有在时间中交往—回应形成丰富的故事链，人物的角色化程度必然较低。

　　综上，中国上古神话更突出叙事的空间性而非时间性，故用建基于时间性的西方叙事学来分析它效度很低。要对中国上古神话叙事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须从空间优势性角度切入，创造性地提出或引进一些概念和命题才有可能。跳出神话，不难发现中国古代从语言到文史哲的各种文本，空间的优势性特征都十分突出。上古神话叙事的空间化思维无意识地影响着后世的各种文化样式，从此透视中国文化、哲学、史学和文学的特征可以获得新认知。

　　（作者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