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堪称人类历史上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宏伟工程。大运河的贯通和明清时期国家倚为命脉的漕运政策彻底改变了沿运地区社会发展的命运。王玉朋博士新著《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京杭大运河为纽带，从环境史、经济史与社会史三重维度切入，围绕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的开挖、维持以及与运河区域社会互动博弈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将视线从此前学界关注的城镇转到更广阔的运河腹地州县，着重从水环境变迁、农业水利发展、地域社会结构演变三个角度探讨大运河影响之下的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问题。全书总计33万余字，共分五章，依次为“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湖泊水柜之设与区域社会”“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农业发展”“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下层百姓”。

　　环境史视角下的社会生态重估

　　作者在开篇采用环境史分析方法，指出大运河功能底色是政治性的，出发点是将南方富庶地区的漕粮转运京城，进而维护国家的南北统一。同时，该书将大运河的贯通视为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强调大运河的开凿与维护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但其对鲁西自然环境的改造远超预期。书中摒弃了以往从经济效益出发，将大运河视作“经济动脉”的常规视角，重点追问大运河贯通后如何去重塑鲁西地区的自然水文系统。本书使用大量清宫档案、河工书、地方志等代表不同集团利益诉求的史料，聚焦会通河南段水环境变化及水利纠纷的具体案例。本书指出，为确保运道畅通，运河沿线的河流、泉源、湖泊被人为改造后，向运河提供水源。大运河犹如一道大坝横断鲁西地区，改变了原本稳定的水文地理环境，引发了严峻的泄水问题。本书重点关注水环境变化与地方自然生态的紧张关系、土壤植被的改变、水患的频发以及百姓生计等问题。全书既有宏观思考，也有微观描述，能够引导读者跟随作者的思路，深入思考大运河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大运河在整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农业商业化、引发社会风气转变等方面的作用。

　　从“运河城镇”到“腹地州县”的经济史视野转变

　　该书将目光从学界长期聚焦的运河城镇商业网络，投向更为广阔的腹地州县农业经济与乡村社会，通过揭示经济作物种植、跨区域贸易与农民生计的深度关联，重构了明清时期运河经济生态的全景，为理解传统中国的“运河—腹地”互动提供了突破性视角。现有的运河经济史研究多集中于临清、济宁等商业巨镇的崛起、客商群体活动及跨区域物流网络，形成了一种“城镇中心论”的叙事模式。本书通过大量地方志、文集笔记、调研报告等史料，发现运河交通条件的改善直接推动了鲁西腹地州县从粮食作物的单一化种植向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的转型。花生、棉花、烟草、水果等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直接受益于运河带来的低运输成本与市场信息流通，也是源自国家漕运政策间接催生的连锁性反应。这一研究路径的转换，将运河经济史从“商业史”拓展为“农业—商业复合史”，揭示了国家工程、交通条件与农业转型的深层联动。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与转运贸易的发达，使部分头脑精明的农民得以突破“糊口农业”的桎梏，出现“以商补农”“以经济作物抵赋”的灵活生计策略，乡村社会的商品化程度显著提升。

　　立足社会史探讨区域社会变迁的内生性力量

　　该书立足于社会史视角，聚焦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内生性力量的演变，通过“精英—民众”的双重维度，揭示了大运河影响下的地方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互动。该书借鉴和运用计量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广泛获取资料，对山东运河区域精英阶层的时空分布以及内敛保守的性格进行了研究。该书还研究下层农民生存状态、生活水平，探讨大运河贯通背景之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大运河的贯通虽带来了商业机会，但普通农民的生活并未因此显著改善。漕运体系的运作倚赖沉重的赋役征派，加之水患频发、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的实际生存压力仍然巨大。本书通过对百姓日常生活水平、劳役负担，以及民风地区差异的分析，展现了农民如何在漕粮征收、黄运河工开展和自然灾害的夹缝中求存，揭示了运河经济繁荣背后的民生困境。

　　该书充分挖掘各类官私文献，包括档案、正史、实录、会典、文集、笔记、河工书、方志等一手材料，并与国内外研究成果积极对话。作者不否认漕运政策客观上刺激了山东运河城镇的商业化（如临清、济宁的崛起），但更进一步指出，这种繁荣本质上是“政策红利”而非内生动力驱动的结果。一旦运道淤塞，漕运不通，沿运城镇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山东运河区域经济很快陷入颓势。

　　概言之，明清大运河的贯通引发的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问题内容十分广泛，问题也纷繁复杂。本书集中考察运河区域水环境变迁、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演变形态等关键问题，从新的视角考量大运河在山东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国家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信该书能为讲述鲜活的大运河故事增光添彩，同时也为运河旅游的开发及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7ZDA1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